而关中话就更有意思,属于后世粤语、闽南语、客家话的祖先,所以秦始皇说陕西话“额滴,都是额滴”,那是不可能的事,反而可能还会说点夹带粤语的腔调。
当然,这并不是说粤语就是古汉语,而是因为古汉语传到了岭南,又经过当地语言糅杂,保留了一些古汉语特色,成为了后世今日的粤语。
秦朝到汉朝关西和关东话有一些差别,但总体来说,都属于上古汉语体系,俗称中原雅语,相当于古代普通话。
而秦始皇三征百越,迁移了数十万中原百姓到了岭南地区,自此中原雅语在岭南盛行,一直流传到今日,保存比较完好。
反倒是五胡乱华之后,中原雅语开始流失,大量北人衣冠南渡,语言风俗早已经不在,因此在晋朝之后,有“南人至今能晋语”的说法。
陈暮听着这奇特的语言,眼神中忽然有些恍惚。
记得刚穿越过来的时候,周围人说什么都跟说天书一样,回到两千年前的大汉,以为祖先是文盲,哪知道自己才是。
当时流行的小篆和楷体字倒是认识一些,可语言一句都听不懂,以至于那时他只能装聋作哑,旁人跟他说话,他也只能保持微笑,在生活中多听多学,才慢慢掌握汉朝语言。
由于中原雅语语言繁琐,甚至一个字有三到四种语调的变化,非常不利于交流。
因此在执政青州之后,陈暮以幽并方言加上中原雅语结合,去除掉大量繁琐的弹舌音,保留其声韵,增添其音调,然后推广拼音,形成了一门独特的语言。
幽州和并州方言,就是后世普通话的老祖宗。
北京官话,便是自五胡乱华之后,北方大量汉人与胡人混居,掺入了胡人比较简单的声调音系,到了宋代的时候,逐渐定型成为中古语言体系,到了明清时,基本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普通话。
语调结构简单有简单的好处,吐字清晰,铿锵有力,便于推广。但如果完全照搬普通话,那显然行不通。
后世的人除了会自己方言,还会说普通话,那是因为经过明清时期全国大融合,北方语系已经逐渐趋同,很多地方的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形成了相似结构,只需要稍稍改变发音或者音调,就能切换自如。
但在汉朝,普通话连当中原雅语的孙子都不算,只能当孙子的孙子。二者从语调、音调、声韵、发音,完全不是一个语系,几乎没有一个字读音相同。
对于汉朝人来说,这是一门全新的语言,不亚于从零开始学汉语。
而且古人早已经习惯了繁琐的中原雅语,强行推广,就会像民国时期推广白话文一样,遭到各方反对。
因此陈暮制定的话,其实就是幽并方言以及中原雅语的简单版,有普通话的简单结构,同时还保留了中原雅语的声韵音调,这样就不至于让百姓像是重新又学会一门新的语言,同时在朗诵《诗经》时,依旧能读出其韵味。
就好像地方方言跟普通话的区别一样,现在这门全新的语言,由于其语调结构较为简单,相当于去掉弹舌加上一些北方特色音调的中原雅语,因此哪怕百姓不会说,但好歹勉强能听懂。
而为了制定这门语言,陈暮也算是煞费苦心,召集了天下各地大儒名士进行研究,与郑玄蔡邕等人时常讨论,经过数年的努力,才有了现在这个成就。
好在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这门被定为中原汉语的语言经过大力推广,学宫学子去各地学校教书,教授给那些免费读书的小学生,等到下一代成长,慢慢普及,未来也会像普通话一样,成为大汉官话。
除此之外,造字和去繁为简,也在有序地进行当中。汉语体系造字可不是凭空捏造,某著名蚣蛭曾经发表言论,认为射和矮的意思相反,但实际上根据汉字演变,射在古代是一个人拿着弓箭的形状,而矮则是来源于商周巫女祭祀,皆有其本意。
因此要想保留汉字精华的同时,还得简化字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好在汉朝字体正是从小篆往楷书演变的过程,基本上大多数简体字和繁体字在此时就已经存在,需要的是将更多的日常用繁体字进行简化,过程倒也不困难。
毕竟陈暮不用像新时代建国初期那样需要大量的语言学家进行重新订制,站在后人的基础上,光靠他一个人,就足以完成这个工作。
然后与诸多大儒将所有汉字编纂成字典,标注上拼音,开始了新一代的文化普及,更简便地传播知识。
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还是非常困难。
哪怕新式的中原汉语仅仅只是中原雅语的简化版,哪怕简体汉字在当时就已经大行其道,可人们的固有思想依旧难以很快转过弯,因此在成年人之中,这两种语言和文字没有任何反响,甚至溅不起一朵浪花。
不过陈暮也知道,就如同后世推广普通话一样,这是个几十年如一日的过程,需要的不是改变成年人,而是改变那些少年孩子,让他们一代一代地变化才有效果。
陈暮本人的亲戚就是例子,父母那一代,还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