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科场竞争激烈,士人头白身衰,出入科场,死而后已。而在唐代,科举还不是士人的唯一出路,还不足以吸引整个知识阶层。
宋代科举杜绝引荐,纯以试卷定取舍,但考试内容的不合理却因此更加突出,诗赋、经义并不是选拔人才的科学尺度。像王安石、苏轼兄弟、范仲淹这样兼长文学与政事的人才,实在是凤毛麟角。唐代“通榜”办法允许考官有较大的自主权,只要考官正值,就能选出那些虽不长于文词却德才兼具的士人,唐代政绩卓著的卿相大臣比宋代多。而宋代科举一决于考卷,便使不长于文学的才能之士难于出头,而单有文采却不懂治国理民的人可能选在高第,例如黄庭坚、张九成等等。
而弥封、誊录这些法律随着南宋政治腐败而日益受到破坏。北宋统治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而全面扩充科举取士名额,由此形成后期封建社会的一大普遍弊端,即严重的冗官问题。由于宋代进士录取额是唐代的十多倍,为了安插众多科举入仕者,宋朝大幅增加官僚数量,两宋的官吏队伍空前庞大臃肿,行政效率极低。宋代科举取士之滥,造成官冗之弊,许多官员侯缺久,生活苦难,一旦到任,“侵渔求取“(侵夺索取别人的所有),“无所不为”(什么坏事都做),剥削无所不至。
后面明清的科举历史就可以不用看了,其实纵观整个科举制度,对于陆垚这种阶层上的人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而在陆垚看来,这科举制度的最大弊端,还是在于寒门子弟虽然考试的参考人数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增多,可是到最后能够进士及第的人,来自寒门的,却是少之又少。
一定要想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讲完了历史,陆垚开始研究起了考试的科目。
各朝科举科目都在不断变化。唐朝科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算(算学)等等 。宋朝王安石变法将科举改为只设进士一科。元、明、清时期的科举也只设进士一科。清袭明制,但也开过特制(特别科),如博学鸿词科、翻译科等。
科举除了特制科目外,明经,进士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考试在各个朝代也有不同,唐朝主要有时务策(策问)、墨义、口试、贴经、诗赋等,宋朝主要是经义、策问、诗赋等,到明代只有经义一门了。
现在的时间,还没有到王安石变法的阶段,所以,对于这些科目,陆垚还是需要都了解一些才好。
墨义:即笔答,考官根据经文出题,考生笔答该句经文的前人注疏或上下文。有时采取口答的形式,就称为口义。
帖经:就是考官任取经典中某一段,用纸条贴盖其中数字或数句,令考生背出来,类似现代填空考试的办法。
策问(时务策):考官就当前时务提出策问,考生书面作答。唐科举各项中,明经科取士最多。但最荣耀尊贵的,却是进士科。唐朝初期的进士科考试为“时务策”五条。时务策涉及国家现实问题,使读书人从故纸堆中爬起来,面向社会,观察、思考问题,设计解决办法。
诗赋
诗赋,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进士科加试帖经若干条和杂文二首,至此,进士科形成了杂文、帖经、策问三场考试制。杂文泛指诗、赋、箴、铭、表、赞之类,测试文学才华。唐玄宗开元年间,杂文二首便明确定为诗、赋各一首。
诗赋考试要求人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还要求人具有生动的形象思维能力和审美感受能力,因而比帖经墨义之类要清新活泼而富于灵气。诗赋考试还可以看出考生掌握语言文字的能力水平,这是为官从政的基本条件,便于在考试中区分优劣。因此诗赋取士较之后世将考生思想束缚于孔孟之道的“经义”,地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杂文
杂文泛指诗、赋、箴、铭、表、赞之类,测试应试者的文学才华。自魏晋以来,社会上崇尚文学之风日盛。唐玄宗开元年间,杂文二首明确定为诗、赋各一首。诗赋考试要求考生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还要求考生具有生动的形象思维能力和审美感受能力,比帖经墨义之类要清新活泼而富于灵气。
其实这些在陆垚看来,更有些像现代的语文科目考试,再加上公务员考试当中的申论相结合,其中,除去策问是需要自己临场发挥,结合当下时事作出回答之外,其他的,都是通过背书可以解决的,更何况,对于唐宋的诗词,陆垚可以说,掌握程度绝对不低。
乍一看之下,这科举考试好像真的还涉及范围挺广的,而且,在陆垚看来,这科举制度,消极和积极的影响都有。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正当发展成熟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与封建社会其他所有选举制度相比 , 科举制度有其进步性和合理性。它造成了社会流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封建政治;科举的一整套严密的考试程式和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