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小学——夹被儿时当奋发，指头儿告了消乏。

    小学的时候，我爱好多了，做模型，集邮，养动物植物，运动。只是三年级的时候，我父母闹掰，事实上并不是他们闹着要离这件事伤害到我，而是他们明明不相爱，却打着“为孩子好”的旗号苟且的在一起凑合了。家庭环境的变化，对我影响很大，不能说是“伤害”，只是某种改变，我变得更懂得观察别人的情绪，更在意自己的想法对他人的影响。

    三年级的时候，同龄人开始发育。说个好笑的事情——班上有个恃强凌弱的男生小圈子，他们会在下午放学后聚在一起小声嘀咕，然后赶走值日的同学，神神秘秘的反锁教室门。我虽然有所耳闻，但是估计他们在交换漫画或者游戏卡之类，没多大兴趣探究。直到某一天东窗事发，他们七八个人被忘带教案的班主任活捉，原来这些精力过剩的男孩在教室脱了裤子相互研究下身。此后，这些校园暴力的输出者威风大减，就很少见他们欺凌弱小了。我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只是感慨那时候性教育真的很落后。

    昨晚看到留美中国学生“校园霸凌”事件的嫌疑人，被判刑的新闻。想想自己这代人，小学中学的老师都是保守的未受高等教育的人，遵循“息事宁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和“一个巴掌拍不响”等等奇怪的逻辑，校园暴力对我来说真的不陌生。

    我小学的班主任（前文里逮到那几位脱裤男生的老师），男性，大学本科毕业，带我时30出头。小学生打架很正常，三天两头都有。正确处理方式该是问清楚谁对谁错，是谁起衅在先，然后问责。

    这位老师的处理方式只是一句话：“你还手了吗？”如果没还手，打人的那个罚站，如果还手了，俩人都去罚站。至于对错？他不在乎，他只在乎用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让孩子们不打架。

    的确啊，班里打架的少了，因为挨打的多了啊！很多弱小的同学，因为畏惧既要被同学殴打又要被老师罚站，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不还手。造成动手的一方成本极低——无论打得多严重，站一节课而已。何况，频繁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孩子，灵魂早已残缺不全，不怕罚站的。在孩子们无知且残忍的世界里，多得是比打架残酷的暴力方式，那位班主任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他用了最错误也是对他最省力的方式解决。

    我一直是班里身高最高的，欺负我的孩子是有的，不过被我整治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在“知乎”网上搜“校园霸凌”，可以读到很多令人寒心的网友回答。不过，那些伤痛随着时间流逝，虽然还在，但不像当初那么疼痛。最让我感到疼痛的是，上次回到小学母校参观，那位喜欢问“你还手了吗”的班主任，已经是那所小学的校长了。WTF？他配不上这个。

    写以上这段的时候，我强迫自己不用脏话。不希望自己有污点，影响到这一段的控诉效果。

    时至今日我还会被儿时的噩梦惊醒，回想起的不是曾经遭遇过的无知的孩子，而是那个知晓一切却反复问我那个问题的班主任——

    “你还手了吗？”

    ————————————————————————————————————————

    当然，我经历过的小学老师里还是有许多很好的老师的。

    大学“好老师”的标准应当是按部就班完成课本大纲要求的授课内容，同时涉及学术研究方法和前沿动态。至于小学“好老师”的标准应比前者更高，除了讲课，还要照顾孩子们既不成熟又极端敏感的想法。幼儿园和小学老师是比大学教授更神圣的职业。

    我三年级时，来了一位60多岁的语文老师，退休后被返聘来。姓李，很优雅的老太太，虽课上的好，可是时隔多年，她讲的话我一句也不记得了，都化在能力里了。只有那么一件事记忆犹新。

    一天课间，李老师站在讲桌旁等上课，同学们在教室追逐打闹。我刚进门坐下，一只脚没来及从过道里收进来，一位女同学边回头笑着边跑过来，没有看路，在我脚下一跤绊倒，摔得结结实实。教室静了1.5秒以后，哭声响起。

    李老师过来问她情况，她抽噎着说被我的脚这绊倒了。李老师转过身开始训斥我，让我给她道歉。啥？？？她是跑的，我是不动的，何况这是我的座位，教室就不是打闹场所，追尾事故怪不到我。争辩的话刚顶到舌尖，李老师冲我挤眼，我知道她在暗示我低头。那时候，我还没什么绅士风度，只是晓得要听话，而且老师不是真的怪我，于是就老老实实认了错。小姑娘哭一会儿就不哭了。

    年岁渐长，我才领悟男生要让着女生的道理，特别是在本来就没什么原则性对错的事情上。谦让异性无关对错，只关乎社会性别角色代表的责任。（包贝尔婚礼上，伴郎对柳岩所作所为只是男女权利不平等的缩影。回护柳岩的本不该是贾玲，这个“义务”隶属于在场每一位男性。）

    李老师放学后经常和我一起顺路走一段路。我们什么都聊，就是她从没和我再提起暗示我道歉这回事儿。我当时不懂，但她也知道我将来一定会懂的。我喜欢这种被当成成年人重视的感觉。

    快二十年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