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每个人的生活准备,是走向未来的基础,分享前人积累的知识财富,获得独立生活的前提。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教育决定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事业。
对于这一点,之前的嬴政只是略有思考,但是得到了李康的记忆,他自然是清楚,教育的重要性。
故而,他设立了尚书省,亲自坐镇,在尚书省之下,便是有一官署,名曰教育署。
这些年,大秦朝廷对于教育署的投入,仅次于大秦锐士。
嬴政更清楚教育的另一个用途,用教育去培养,甚至于影响一个人。
唯有教育,才是让大秦帝国传承万世的根本。
所以,对于教育嬴政很重视,他选取长安作为大秦各大学宫的地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长安距离咸阳不远,属于大秦帝国的中枢,京畿之地。但是又因为种种原因,这里的政治氛围,政治势力极为的薄弱。
这样的地理环境与政治环境,最适合学宫的发展,在嬴政看来,教育是百年大业,是纯粹的。
学宫就应该安静,纯粹的搞学术,而不是参与政治,他之前的博士学宫,便是最大的失败。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嬴政这一次,自然是要吸收经验。
这一次,嬴政在咸阳宫之中的典籍室之中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对于华夏历史上,关于教育的情况,多少有了些了解。
中原大地之上,从有了文字开始,逐渐便有了专门传授和学习的机构,当时称为成均。
这是华夏大地之上,学宫的最初萌芽。
到了夏代,则有了正式以教为主的学校,称为校。
《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到了商朝,称为“序”,到周成为“庠”。
“序”又分“东序”、“西序”,前者为大学,在国都王宫之东,是贵族及其子弟入学之地;后者为小学,在国都西郊,是平民学习之所。
商代生产力日益发展,文化日趋进步,科学日渐发达,因之学校又有增加,称为“学”与“宗”。
“学”又有“左学”、“右学”之别,前者专为“国老”而创,后者专为“庶老”而设。
国庶之界在于贵族与平民。
“学”以明人伦为主,“瞽宗”以习乐为宗。
西周是奴隶社会鼎盛时期,学校组织比较完善。
当时分为国学与乡学两种。
国学专为贵族子弟而设,按学生入学年龄与教育程度分为大学、小学两级。
乡学主要按照当时地方行政区域而定。因地方区域大小不同,亦有塾、庠、序、校之别。
一般情况下,塾中优秀者,可升入乡学而学于庠、序、校;庠、序、校中的优秀者或升入国学而学于大学。
国学为中央直属学校,乡学是地方学校。
由于嬴政得到了李康的记忆,自然是清楚,华夏大地之上,中央官学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程。
这是同华夏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并为其服务的。
虽有西周“学在官府”之说,但由朝廷设立中央官学正式创始于汉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
及至唐朝,中央官学繁学盛制度完备,发展到顶峰。南宋以后官学逐渐走下坡路。
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官学逐渐衰败,实际上成了科举制的附庸,名存实亡。
在后世华夏朝廷,首先设置主管地方教育的行政官员,各路置提举学事司,掌管路州县学政。
同时实行三舍制度(上舍、内舍、外舍);划拨学田,保障经费。
教学内容以“经术衍义训导诸生,掌其课式之事,而纠正不为规者。
除了教学内容之外,嬴政认为可以被大秦借鉴,而且他心里清楚,中原大地,自从孔夫子之后,私学开始泛滥。
而根据李康的记忆,嬴政自然是清楚,私学教育主生于春秋时期,其中以孔子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变时期。
教育也随着经济政治的变更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即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
由于士这一阶层中的人为谁服务就代表那个阶级的利益,且他们的学说会传承体系也各不相同,所以产生了各种学派林立与诸子争鸣的局面。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四大学派。它们在学术上各家互有长短,相辅相成。
而且大秦帝国一直以来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颁禁私学令,否定教育的作用,这也是大秦后期人才匮乏的原因之一。
对于这一点,嬴政早就了解到了,但是嬴政并不打算在这个时候放开私学。
现如今,大秦帝国刚刚建立,正是盘整华夏,让大秦帝国这张白纸,重新留下独属于大秦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