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峰塔墓地,M33号墓坑内。
陈翰与庄云鹏、张健波三人正蹲在坑内,清理着墓室里的随葬品。
还是老搭档,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从喇家遗址到凤凰山汉墓群再到这,陈翰已经与他俩搭档发掘了七八个探方了,互相之间也算是配合默契。
都不用说话,只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想要干嘛,工作起来效率非常的高。
“哎,也不知道这是哪位曾叔的墓,怎么曾国人都不太爱在青铜器上刻自己的名字啊?”
捧起一件青铜戈,发现上面又是只刻上了一句“曾叔自作用戈”的铭文,陈翰稍有些沮丧。
对于考古工作者和史学家来说,大家对“曾国”这个史书上记载稀少的西周诸侯国,是充满了未知感的。
不管是曾国的历代国君,还是大臣贵族,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事,对华夏文化产生了多少影响。
曾国的社会情况,国家的制度、文化,民生,经济情况等等...
几乎全都是一片空白。
所以陈翰迫切的想要从地底下,找寻到更多和曾国有关系的记录,最好可以还原出这个不被历史着墨的失落侯国。
可是很遗憾,文峰塔墓地这边出土的文物。
虽然说有不少青铜器铭文,但是大部分都只是写上“XXX制作”而已。
并且这里的人名,很多都只是“曾子”“曾孙”“曾叔”“曾叔子”之类的,连个全名都没有。
也就是曾侯舆的编钟上,简单说明了一下曾侯世系的出身,以及他参与吴楚之战的这件大事而已。
能够纪录更多信息的竹牍、竹简、木牍等物,都没有出现。
不过想想也可以理解。
这毕竟是一片春秋晚期的墓地。
从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春秋时期的竹简是非常少见的。
虽然说,根据:“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记载,以及商代甲骨文中的“典”、“册”等字符,可以看出早在商代,人们已利用竹木制简,用绳编连成册。
但是实际的考古过程中,不要说商朝,能够确认为西周时的竹简也根本没有。
偶尔发现的推断为春秋晚期的竹简,也饱受质疑。
能发现的春秋竹简,仅是寥寥无几的几段残简,文字模湖晦涩、很难确证到底是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早期的竹简。
相对来说发现较多、成卷成册的竹简只能追朔到战国早期。
究其原因,可能也是因为西周到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贵族们,对文字的垄断比较看重。
文字和知识通常都是掌握在极少数贵族手上的,而且必须要严格保密,世代家传。
当时可不兴什么传播知识,教化百姓的说法。
春秋时的竹简书籍,主要还是被诸侯宗室贵族所掌握,并且严禁外泄,甚至是只有家主和继承人才可以学。
而且除了记录本国史料以外,其他书籍少得可怜,私家着述基本没有。
可能只有历代贵族自己总结出来,着写而出的“家传之书”,在各贵族家里世代相传。
也就是各家的家传之学。
而这种家传之学,是不可能在某一位贵族死后作为陪葬品,埋入墓葬之中的。
要是埋地底了,那子孙后代还学啥?
这其实也从某方面可以解释,为什么商代除了甲骨文之外,再没有其他文字载体出土。
因为记载了知识的竹简,作为当时最重要的物品,是不可能拿来陪葬的,必须要留在家族中传世。
而更早的夏朝,为什么之在传世史书上看到,却没有任何出土文字,似乎也可以得到解答。
越往早,文字(知识)就越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且需要垄断保密的东西。
当时或许有类似竹简一样的文字载体,但是绝对会好好保护,不会带入地下。
而类似西方那种“石板”,华夏最早只能找到大约春秋时期的陈仓石鼓。
这只能说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发展方向。
华夏与欧洲不同,在夏商周时期并不兴在石头上刻字,是利用竹子或者木板来记事而已!
要到战国早期,诸子百家开始兴起,“知识”开始了第一次大型传播之后,才会有一些“士子”,将诸子典籍用来陪葬。
秦汉时期,才能够大量保有记载了先秦典籍的竹简。
从而才会被现代考古学家所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