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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份，严教授新接了个横向课题，对方公司在深川，由于项目前期任务重、时间紧，对方就希望课题组这边能派人过去常驻。

    严教授本来打算让胡泊过去的，但陶尔主动申请到那边去，严教授思考过后就派她和胡泊一块儿过去，让两个人相互照应，并着重叮嘱陶尔在外面工作安全第一，有事情及时联系。

    前往深川的飞机上，胡泊斟酌了好久终于开口：“师妹，萧哥已经很久不来103了，都在外面工作，所以你其实可以不用躲着他……深川这个项目挺复杂，挺累人的。”

    陶尔看向窗外，看白云在眼下游动，却没有感觉到想象中的解脱和自由：“没躲着啊。就是想出来，历练历练。”

    深川的项目是在生产线末端做一套产品外观缺陷检测设备，其实在缺陷检测方面，课题组已经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可移植使用的程序块，所以项目前期进行得还算顺利，做出来的样机大体上实现了检测功能。

    但毕竟是要用于生产线，所以光做出来还不行，还要保证检测的精度，和检测设备全天候工作时的可靠性、稳定性。

    要实现这些，就得进行长时间、高频次的试验。

    一开始，陶尔和胡泊是早上8点到车间，晚上5点下班。后来甲方催得急了，他们便延长到晚上8点下班。再后来，甲方老板找到严教授，严教授催他们加快进度、早点回学校，陶尔便开始和胡泊轮班。

    胡泊绅士又可靠，主动上夜班，让陶尔白天过来。陶尔体谅他晚上不能睡觉，通常早上六点就过来换班。

    这么没白没黑地干了两个月，到了元旦，两个人不但没有做出甲方想要的效果，而且身体也没能撑不住，被一场冷空气战胜，同时感冒了。

    严教授也很担心项目情况，来看了看，听了听汇报，当着甲方的面，肯定了他俩的辛苦付出，又露出“严师”面目，给他们最后一个月的时间，要求他们在春节前务必结题。

    当然，也给他们撑了腰——

    “硬件本来就存在的缺陷，通常是无法用软件弥补的，这可能是造成检测结果不稳定的原因。所以陈总、崔总，你们也要和硬件工程师沟通，不能把全部压力放在软件这边。”

    老严在这儿，对方自然收起了傲慢，不断地“好好好”“是是是”“严教授说得有道理”。

    临走前，严教授把他俩单独叫过去点播了一下：“你们不是他们的工人，不能对方提什么要求你们都无条件服从，明白吗？赶紧结束，早点回学校。尤其是胡泊，你明年就毕业，也该开始准备论文了。”

    两个人已经被项目折磨得没了脾气，蔫蔫地说知道了，谢谢教授。

    但严教授一走，甲方这边就又开始施压。

    到了1月中旬，胡泊暂时请假回学校提交毕业论文开题的材料，陶尔便只能暂时一个人顶着。

    那天早上6点，她跟往常一样心力交瘁地来到生产线，却发现生产线停了下来。她拐到检测设备附近，发现一个穿着连帽冲锋外套的高个子男生正站在旁边，用螺丝刀拆卸检测台里的压力传感器。

    她以为是硬件工程师来了，而且对方没有经过她的允许就私自拆卸她的设备，当场来了脾气，还没等对方转头就开始训他：“你这人有没有素质啊？你随便乱动传感器的位置，会造成我们前期积累的数据没法用你知道吗？”

    对方闻声，手指在半空停顿几秒。

    然后放下传感器，转身看她。

    陶尔就这样愣在原地。

    看着对方斜挑的眉梢和清冷的表情，有一瞬间，她甚至以为此刻是做梦，而她还没醒。不然，这位在景行时都不太能见到的男的，为什么会一夜之间出现在深川，还站在她的试验台前？

    手机震了两下，是胡泊发来的微信：

    【师妹，你到工厂了吧？教授让萧哥去深川了，替我几天。他可能是今天早上的飞机，中午会到。】

    【你有个心理准备，然后你们工作上好好沟通。我弄完开题的事儿就回去。】

    陶尔捏着手机等了很久，对方仍旧没有开口。

    到底是好几个月不见，所以尽管她先放下姿态上前打招呼，语气也难免生硬：“教授让你来的啊，”像有什么东西在嗓子里卡住了，下一句更别扭，“其实我和胡泊快搞完了，你没必要过来。”

    他落下个晦暗不明的眼神，便转回身去，继续拆那个压力传感器。

    陶尔看得心惊肉跳的，还有点疼得慌，下意识想阻止：“传感器位置变动，会让后面的测试结果不准确吧？”

    他唇角微不可查地动了动，语气很怪，既冷淡又不善：“那位置没动的时候，你和胡泊把准确率提上去了吗？”

    陶尔无话可说，默了几秒放弃了，转头去工控机上拷数据：“那你随便吧，等会儿给我复位就行。”

    “你回来，”他慢条斯理地命令，“我需要一个给我递螺丝刀的。”

    “找工人吧，我还有数据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