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随着实学一派的人越来越多的前往南大洋、北美,一些在明末“大觉醒”中讨论了许多次的东西,再也遮盖不住。
最开始,很多人讽刺儒家复古激进改革派,说他们“连算术都不懂,数也是君子六艺,还号称通儒呢……按照你们的想法,一户丁,田五十亩,你自己算算天下是否有这么多田?”
一开始颜元过于激进,被人指责为“伤富户之业、夺富户之田,此非正道”。
然后李塨等人把这个激进的想法改进,再到王源,最终拿出了还算是比较完善的“三十年赎买”方桉。
如果说,在科技水平达到之前,这个想法是空想的,甚至是有些反动的——李塨无法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他的设想里自己都没解决的问题,就是“为工为商恐难容纳如此多人口”;而反动,是说这一套方桉的背后,还涉及到非常严格的士农工商等级制、惟农有田工商不得取田等问题。
那么,现在,很多问题在技术层面上,理论上已经可以解决。
比如土地,澳洲的土地或许差一些,但是北美的土地是真的好,枫林湾再怎么差,也比甘肃那等少雨的地方强,也比西南高山上的一点点能种玉米的平地强。
比如工商,伴随着产业发展,李塨生前都觉得自己的想法是空想的“工商业无法容纳过多人口”的问题,也看到了解决的曙光。
当技术,或者说生产力水平——航海术、造船术、导航术、数学和天文学,也是生产力——已经达到理论上可行的时候,为什么不去做,这就会让很多人心生疑惑。
大顺的人地矛盾,已经即将到达无可挽回的地步。
历史上,黄河决口之后,围绕着微山湖,山东江苏的农民,动辄武装数万开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更不要提土客矛盾、赶苗拓业、垦蒙导致的蒙古贵族地主化引发牧民起义和佃户相杀、还有那场影响极大的白莲教起义。
松苏不是尼德兰,也做不成尼德兰。
大顺普遍的“天下”思维,使得这些先走一步的人心里装着的仍是天下,而不可能是尼德兰和西班牙模式。
这天下,自然包括山东、河南、陕西、湖北、甘肃等等地方的人。
江南是人,别处人也是人。
于是,一些激进的想法也就不可避免。既然胸怀天下,那么自然会把目光投向一处地处温带、北半球、气候湿润、平坦、冬季最低也就零下二三度、有枫树桦树杨树、能种小麦种包米种蔬菜、有河流、非常适合搞水利堤坝灌既、人少地多的地方。
即便,实际上这件事正在做,比如眼下正在进行的金矿搭台、移民唱戏的办法。
但很多人觉得还是慢了,何不争朝取夕,以最暴烈的手段来解决这件事?或者说,以最暴烈、最激进的手段,来减少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上分娩的痛苦?
和一些人想象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从当初米子明送瑞典战俘回哥德堡开始,大顺和欧洲的交流逐渐加深,对于欧洲的了解越多,在这个“原始积累”的时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好。
以史为鉴、以夷为鉴也罢。
甚至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大顺实学派的这些人,鉴来鉴去、攻来攻去,攻的方向,直奔着“强化集权”的方向上去了,而不是反过来。
顺承于明。
有些东西,叫影射史学也罢、叫托古言志也罢,总归,很多人借着明朝的事,来抒发自己的想法。
说前朝朝廷,连发钞权都没有,在白银改革之后,确定了用白银为税的那一刻,就等于拱手把发钞权让给了东南沿海大商人。莫说西洋,便是日本,幕府手里也有发钞权——发铜钱,收税却收白银,并不叫发钞权。因为铜钱不是辅币,而是类似于内币和外币的关系,兑换价格是按照汇率波动的,并不是固定额辅币,所以实际上就是没有发钞权,而是“自由”到把发钞权让给了商人,这不是扯犊子吗?
说前朝朝廷,连海关都管不明白,那么大的贸易额,能把铜钱冲到白银货币化的程度,税收能力和英国差了八条街。
说普鲁士这等国家,都知道用财政补贴纺织业,这边可倒好,任何经济政策都没有,全靠自由发展。连学法国财政部出钱组织丝绸生产出口获得财政收入的脑子都没有。
说荷兰为了把控茶叶的专营权,不惜用各种手段,掐死奥斯坦德公司、屠杀英国东印度公司。这边可倒好,茶叶就是这边的特产,居然不知道垄断茶叶出口税。
在这个原始积累的时代,大顺这群人在这个时间睁眼看世界,所看到的,只有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