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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凯歌带着大家在班级里唱歌，给大家打气。一开始还有人跟着一起唱，渐渐得, 连电视都不想打开了。

    每天一二百人的死亡, 那血淋淋的数字让他们不寒而栗。

    每天早上大家要在寝室里测量体温，确认体温正常后才会被允许进入教室。

    某天隔壁三班的一个男生突然发烧了, 温度直冲38.5度, 吓得他们班主任语无伦次。接着整栋楼的学生被疏散，只有他们班的学生被要求留在原地不准动弹。

    宁小北他们站在寝室楼里, 看着120的急救车开到了他们每天上课的教学楼下面，穿着蓝色的白色制服的人把那个孩子带走了。

    没有一刻安静下来的宿舍大楼, 此刻人人噤若寒蝉。

    “小北, 他会死么？”

    丁哲阳的嗓子微微发抖。

    他不想明天看到新闻, 那代表上海的数字被添上一笔。

    “不会的。”

    “老大，我们会死么？”

    “不，绝对不会。”

    宁小北记得清清楚楚，上海非典的死亡人数是零。他这个“蝴蝶翅膀”再厉害，也不至于能更改疫情的走向吧。

    三个孩子互相拥抱着，就像是暴风雪中牢牢地贴在一起取暖的幼年帝企鹅，共同的命运让他们无比坚定地团结在一起。

    三班的学生当天连寝室都不能回了，男生睡篮球馆，女生睡羽毛球馆，直到第三天确认没有其他人发烧，医院那边也传来消息，说那孩子只是着凉感冒，这才解除了警报。

    很快，一个消息在学生之间传了开来：只要生病就可以离开学校。据说那个发烧的孩子已经回家了，天天在家里吃香喝辣，比他们在学校里舒服一百倍。

    就在有人心思活络，准备干些什么的时候，又传来了消息：那同学被送到了医院发热专区隔离去了，压根见不到爸妈，每天只能在丁点儿地方里打转，病房门都不能出。

    学校虽然封了，但是操场，图书馆，球场还都开着，下了课至少还能放放风呢。

    于是那些蠢蠢欲动的小心思又被压了下去。

    食堂里冰冷的饭菜被孩子们抵制，他们愤怒地把冻得硬邦邦的饭菜往教导主任，往后勤科长办公室的玻璃窗上扔——老师的寝室数量有些，大部分的老师不得不在办公室里打地铺。这两位老师以自己“年老体弱”为由头，把彭老师等一干男青年的寝室给占了。

    现在彭老师和凯哥都只能睡在美术室里，和十几个青白青白的石膏像为伍。凯哥自嘲他天天和一众希腊罗马先贤做室友，什么阿格里巴、塞内卡、大卫、拉奥孔混的已经很熟了，做梦都说外国话，讨论哲学话题。

    凯哥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就是担心他家的那条布什狗。好在房东太太答应会照顾它，包管等顾老师回家，小布什只胖不瘦。

    白色的，带着油渍的饭粒在玻璃窗上炸开，还有青黄色的小油菜的菜皮，看不出是猪肉哪个部位做出来的炒肉丁也黏在玻璃上，墙皮上，缓缓地滑下，像是在嘲讽着什么。

    教导主任骂骂咧咧，骂学生们不懂得珍惜粮食，却只字不提把自己办公室的那个微波炉贡献出来的事儿。

    总算有心疼孩子的家长买了十多台微波炉和饮水机送到学校门口，经过消毒后被搬了进来，放在食堂外头的走廊里，解了燃眉之急。

    到了第二周，人心渐渐地开始浮动。

    在上政治课的时候，讲到一半的女老师突然扔下书本，捂着脸跑了出去。

    原来上课前她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她那才三岁的小女儿今天下楼时把腿给摔骨折了，当妈的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时候不在孩子身边，一时撑不住了。

    除了高三还坚持每天至少八节课，高一高二的学生在下午三点就能放学。这是附中那么多年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毕竟附中连寒暑假两个假期加起来一共才放一个月时间，何曾如此放纵过学生。

    不过现在学校领导们要面对的情况是，不止孩子们承受不住，老师们也逐渐承受不住这无尽的，一眼望不到头的恐惧和幽闭了。

    小卖部里那只有平日里高一新生才会光顾的投币电话机，如今成为了香饽饽。中午也好，晚饭之后也好，排队的人络绎不绝。小卖部不得不临时在电话机前竖起了一块牌子，规定每个人最多通话三分钟，不得追加投币。

    范侠和丁哲阳的手机这时候就成了香饽饽，每天晚上手机回到他们自己手里的时候，差不多都没电了。同学们也不好意思占他们的便宜，又觉得给钱未免太见外，于是就用各种零食汽水作为“话费”补偿。

    小卖部里的东西基本上都被卖空了，方便面，饼干，面包，连厕纸和卫生巾都断了货。老板一开始还想加价，某天一早，最普通的农夫山泉矿泉水涨到了五元一瓶，不过当天下午就降了回去——在他见到了有学生用盛满了水的垃圾袋，砸了后勤科长的脑袋后。

    “啊啊啊……”

    几个男生在走廊上疯狂地跑来